这些天，最能引起国人瞩目的事，怕是莫过于这“瓮安事件”了。无论如何，火烧官衙，打砸官车，这是一些公民的粗暴行为。在古代中国，只有那些官逼民反、揭竿起义的人们，才敢做此等胆大妄为的行为（后人也才能因官员无道，给“义民”平反昭雪）。即使在“最为民治”的美国，曾先后发生的“洛杉矶事件”，也被命名为“骚乱”。因之，依法处置此种粗暴，于道于法，合情合理。只是事情到此，并未揭示这些公民如此粗暴嚣张的任何缘由。
站在官民关系之旧有立场——官为民主之立场，则官民之对立、紧张，常因为两种情形：一是刁民无法无天，犯上作乱。对此，历来的国家机器，不惜军队警察，强制弹压。冷兵器时代，民间或有还手之力；但在这热兵器时代，只要国家机器内部“和谐团结”，任你民众如何“张牙舞爪”，最多也不过是螳螂挡车、自取灭亡。另一种是政府无法不道，草菅人命，导致天怒人怨，人民揭竿而起。对此，尽管官方仍然会不遗余力，以弹压为能事，但社会舆论，人心向背，在那冷兵器时代，“武器的批判”自是一种言说。
如今的官民关系，实际如何权且不论，但在理论上，无论中外，辄称人民（选民）政府为人民（选民）。霍布斯、卢梭等的社会契约论，尽管在各国的遭遇大相径庭，但政府借此进行合法性宣传，而公民借此追求正当法律权利……都没有轻视这社会契约理论的。事实上，吾国宪法申言之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，归根结底，不过是“主权在民”这一社会契约理论之核心的翻版。为什么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，但权力的行使却由政党、议会、政府……把控？没有人民授权，如何被称为“人民政府”？没有人民授权，这规定如何能够自圆其说？因之，在理论上说如今的官民关系，其实质上是社会契约关系，应当大致不差的。
既然官民关系是种社会契约关系，自然，政府的产生，源自公民授权，当是合情合理。为什么公民一定要让渡自己的权利给政府？何种政府才值得公民让渡其权利？众所周知，公民让渡权利给政府，乃是因为自身无法保障所有权利的实现，让政府（官方）代理其实现部分权利。也不难领会，公民让渡权利，选择政府，只有那些德才兼备的人，才可能作为公民的选择对象。不要说在此民治时代，即使古代社会，只要有一定意义上的选举，就会追求让有德有能者出面，为民主政，为民做主。“学而优则仕”这个习以为常的说法，尽管和《论语》的原初意思相去甚远，但当我们把它置于引伸义上时，仍可发现其独特的价值——任何一个时代，倘若专拣那昏庸无能之辈执掌权柄，只能让无道横行天下，让公道默默无闻。
尽管法治笃信制度理性高于任何个人理性，但法治绝不支持刘阿斗、张宗昌之流把持朝政，或无所事事，或为非作歹。法律之外，法治照例要求能引领公民、垂范四方的德才兼备者带头守法，执法如山。之所以如此，还在于任何时代的政府及其官员，在从事社会管理之外，本来就负有风化社会、引领公民之责任。民治时代，虽然“从来没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奇迹，全靠我们自己”，但政府及其官员对社会的引领、风化、导向决非可有可无。政府的这种功能一旦缺失，无政府现象便会粉墨登场。
常言道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既然政府及其官员，肩负引领、风化和导向公民守法向善的义务，那么，政府及其官员本身的守法向善，就是无可疑义的基本前提。否则，政府缺德失道，官员违法乱纪，却要求公民守法向善、儒雅有教，不过是无稽之谈。苏轼云：“厉法禁自大臣始，小臣不犯矣”；民谚云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中梁不正倒下来”。我想，政府及其所有官员，对这些格言都会耳熟能详的。但耳熟能详，并不一定身体力行。“言之为易、行之为难”往往因于人们的懈怠。于是，只把那动人的口号挂在口头，而无视行动和口号的大体一致，对政府及其官员而言，就是经常。这种经常，已然是政府的失道之举、背法之行。政府失道背法，如何让公民纯善守法？谈及此，一剪梅不禁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歌之歌词：
“……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、不可抗拒……”。数十年过去了，这义正词严的歌词仍然一直嵌在一剪梅的脑海。政府失道，要求公民守道；政府撒野，要求公民文雅……不但是政府的一厢情愿，而且是政府的异想天开。自来就只有不良的政府，没有不良的公民。当政府无道时，公民基本的做法是借用“批判的武器”。而如今，当这“批判的武器”也被屏蔽、被封杀、被阻挡了时，人为地形成了公民的“精神堰塞湖”。它一旦决堤解体，则只能演变成“武器的批判”了！除了那“武器的批判”，还能指望什么？哪怕“武器的批判”是以卵击石、是螳臂当车，也聊胜于含冤受屈、忍辱负重、不明不白……
以此观之，政府之失道，必致公民之粗暴。欲求公民文雅守道，前提是政府之守法公道。如此简单道理，一剪梅猜想：“人民政府”及其官员不应不知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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